2016年6月21日 星期二

狩獵文化傳承與現實困境 --賽德克獵人的故事

狩獵文化傳承與現實困境
--賽德克獵人的故事

 記者/彭琬芸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深夜,南投的山岳間,三個人影不停趕路。殿後的是一個才國中二年級的賽德克少年,走在前面的,是他的獵人父親與友人。少年身後背著五、六十公斤的獵物,背上的重量使他的身心都瀕臨極限。這時,他又聽到父親和友人說:「走錯,迷路了。」少年瞬間失去身上僅剩的力氣,雙腳一軟坐在原地,無法動彈。

這是賽德克族獵人李世嘉第一次上山的經驗。他回憶,當時父親雖然注意到他沒有跟上,卻還是繼續向前走。等李世嘉整理好情緒,跟上父親後,父親只淡淡地說:「路總是在,頂多繞路而已。」原來父親是在教他,在山中要時刻保持沉穩與冷靜,不能緊張。之後每次上山,李世嘉追隨父親的背影,腳步也越來越穩健。




賽德克族眉溪部落的李世嘉說,他的狩獵技能是在山中模仿父親一舉一動而來。(彭琬芸/攝影)

一如狩獵需要等待,獵人更要投入時間培養。所以長輩一開始帶想學狩獵的年輕人上山時,不教狩獵技巧,而是磨練年輕人耐心與基本生活技能,同時教育年輕人尊重山間生靈。

賽德克眉溪部落的王萬全(Sapu Neyung)、馬赫坡部落的林學益(Awi Walis)則都在十歲前,就跟隨父親上山學習狩獵。林學益笑著說,小時候他生怕錯過跟父親上山的機會,會整晚睜著眼,一聽到父親出門的動靜就立刻跟上。

在山間,父親不會因為林學益年紀還小而放慢腳步,光是跟上父親的腳程,就讓他十分吃力,好不容易到了休息處,幼小的他往往因為筋骨痠痛而睡不著。

王萬全則說,除了踩穩步伐、跟上父親腳步外,一開始他只負責生火取水、撿拾木材,等他終於獵到自己的第一頭山羊,已是隨父親上山七年後的事。即使狩獵辛苦,每一次,王萬全和林學益都還是堅持跟著父親進山,學習狩獵技能。

長年在山中進行狩獵活動,也培養出獵人對山的感情。「我很喜歡一個人進深山,走長輩傳承的獵徑。」林學益說,提到山間開滿花的巨樹、無數的螢火蟲時,他笑得彎起眼睛。李世嘉則比喻,在無法預測的山裡,人比灰塵還渺小。「真正的獵人很尊重山,不從山中拿多餘的東西。」李世嘉嚴肅地說。



台灣七成的賽德克族人住在群山綿延的南投縣仁愛鄉。至今仍有許多賽德克族人,在山間進行狩獵活動。李世嘉說,一個獵人學習狩獵的同時,也學習如何與山、與自己相處。(彭琬芸/攝影)


過了好幾年,青年在山間的身影漸漸與父親、甚至是祖輩重合,一個賽德克獵人於焉誕生。李世嘉回憶,以前上山狩獵,他總是走在父親身後,兩人很少交談。年復一年地看著父親背影,李世嘉不自覺地模仿父親的每個步伐,甚至是視線該放哪,父親的一舉一動,都變成他身體的反射動作。

有一天,走在前頭的父親將李世嘉拉到自己身前,要他帶路,其他什麼話也沒多說。「父親應該是認為我能獨當一面了吧!」李世嘉的語氣中透露著自信,而狩獵文化,就這樣在沈默中傳承著。

有經驗的獵人深深認同狩獵文化,但狩獵文化也因時代變遷而逐漸消逝。「我喜歡打獵與過去的生活方式,也喜歡吃自己獵來的獵物。」王萬全很肯定地說。但他也感歎,現代社會沒有錢就無法生活,自己忙於經營餐廳與農務,已很少狩獵,兩個兒子也都對狩獵沒有興趣。

林學益則說,即使兒子也想和他上山狩獵,他仍希望兒子先以讀書為重,未來才有穩定的工作。

狩獵也隨著社會現代化,成為賽德克族人的休閒活動。54歲的曾明光從國中開始隨長輩入山狩獵。曾明光覺得,狩獵對自己而言是一種放鬆,也是休閒運動。

「上山走走很好啊!」曾明光說,與其假日都悶在家看電視,不如上山,偶爾獵一些飛鼠、山豬和家人分享。不過,狩獵也不像說起來那麼輕鬆,曾明光笑說,他曾帶大兒子上山,結果兒子回來後,腳酸痛得要命,再也不願意再和他入山狩獵。

雖然,曾明光自認不算傳統獵人,但在山上不亂開玩笑、出發前絕不喝酒等「Gaya」,仍是他的基本原則。


對賽德克眉溪部落的曾明光而言,上山狩獵是運動與休閒。不過,狩獵也不是兒戲,除了講求體能,上山前不喝酒等Gaya還是該遵守。另外,他也不帶沒禁忌的年輕人上山。(彭琬芸/攝影)


曾明光說,有經驗的獵人,上山只需帶著一條如圖所示的鋼索,就可以抓到獵物(彭琬芸/攝影)

曾明光展示運用傳統陷阱在田邊淺山捕到的山豬,他說自己田邊山豬數量多,還會到農田中破壞農作物(彭琬芸/攝影)

Gaya代表賽德克族人的規範與律法,也是賽德克獵人狩獵時的道德標準,具有強烈文化內涵。王萬全說,Gaya規定賽德克獵人不打母獸、幼獸,只打自己揹得動的獵物等。同時,Gaya也要求賽德克獵人上山前不能態度輕浮、開玩笑、喝酒。必須要恪守Gaya,才是真正的獵人。


Gaya代表賽德克族人的規範與律法,也是賽德克獵人狩獵時的道德標準。賽德克族眉溪部落的王萬全認為,沒有Gaya的,就不是真正的獵人。(彭琬芸/攝)

賽德克族的Gaya也對常用的狩獵工具—獵槍有諸多限制。王萬全說明,Gaya規定持槍者一定要走在隊伍最前面,以免誤傷同伴;即使運用方便的獵槍,還是只能打需要的獵物,不能多打。日治時期的賽德克獵人,已有使用獵槍狩獵的紀錄。



賽德克族馬赫坡部落林學益(Awi Walis)的狩獵裝備。當時山中氣溫不到十度,濃霧飄雨,被問到入山狩獵要帶什麼時,林學益起身,背上竹簍,拾起土製長獵槍,一邊說「就這樣,再戴個頭燈就好。」
(彭琬芸/攝)


「獵槍很方便,以前煮飯時若沒肉,就進淺山打隻飛鼠加菜。」賽德克獵人王萬全也描述道。

林學益則說,國民政府來台後曾管制槍枝,父親為避免觸法,只用傳統陷阱,不再用獵槍狩獵。在法律放寬原住民族能使用「自製獵槍」狩獵後, 林學益的岳父才自製獵槍,送給林學益,方便他在山中狩獵使用。

獵槍帶來便利,但若缺乏使用概念,自製獵槍也會陷使用者於危險之中。林學益說,每次擊發子彈時,獵槍內部都會磨損,若加上火藥用量不對,就可能在擊發子彈前,因壓力太大炸開,造成「膛炸」,膛炸會炸傷使用者、甚至造成使用者死亡。

一位賽德克族的退休員警也說,自製獵槍維護不易,其實使用四到五年就會磨損腐蝕,族人也可能重製長度、材質相近的槍身和槍管,並安裝在有登記烙碼的木質槍托上。

雖然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》(下稱《槍砲條例》)限制原住民族使用「自製獵槍」,但一位不願具名的賽德克族人透露,確實有族人會拿一把較「好用、安全」的槍去狩獵,並將有登記、符合規格的自製獵槍放在家裡,應付警方每年檢查。
  
賽德克族清流部落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副教授蔡志偉(Awi Mona),在部落也聽說過這些情況。他說原住民族獵人持槍狩獵已久,卻得遊走在法律邊緣。如日前遭起訴之布農族獵人王光祿,其中一項罪名即是使用「非自製獵槍」狩獵。

「這都是獵人為了迎合不合時宜的『惡法』發展出的對策。」蔡志偉無奈地說。


布農族獵人王光祿(Talum)因持非自製槍枝射殺保育類生物,被依違反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」、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判刑。日前王光祿與律師團至司法院聲請釋憲。(彭琬芸/攝影)


「法律不應阻止原住民族享受科技的進步,硬性規定狩獵只能使用自製獵槍。」蔡志偉認為,《槍砲條例》限制了原住民族享用更好工具的權利。

法律扶助基金會王光祿狩獵案顧問、在空氣槍零件製造商工作的郭厚志則說,許多人對原住民族使用制式獵槍有疑慮,是因不了解槍枝與原住民族獵人需求而生的「恐懼心理」。

郭厚志說,國際市場上有許多制式獵槍,符合單發、火力小特性,重點是膛炸風險低,對使用者與旁人來說都更加安全。

賽德克獵人曾明光也覺得自製獵槍危險,如果未來合法,他也寧可使用規格化生產的制式槍枝。「對安全比較有保障。」曾明光說。

蔡志偉和郭厚志都認為,政府不應該再讓獵人因使用較安全的獵槍而觸法。郭厚志補充,若政府鼓勵報繳舊槍、統一開放制式獵槍換購,還能使槍枝流向透明化。

台灣並未開放原住民族獵人使用制式獵槍,故除了獵槍需自製,狩獵也沒有制式子彈可用。原住民族獵人使用釣魚用具店買得到鉛墜做為子彈,鉛墜直徑約1公分。(彭琬芸/攝影)


王光祿狩獵案顧問郭厚志說,許多人對原住民族使用制式獵槍有疑慮,是因不了解槍枝與原住民族獵人需求而生的「恐懼心理」。(彭琬芸/攝影)

「狩獵文化被不同的法規肢解了。」蔡志偉不滿地點出「狩獵違法」表象下的問題。他認為狩獵文化該有《狩獵專法》全貌性保存與規範,但現況卻是獵槍被《槍砲條例》限制,狩獵動物又要遵從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的規定,他覺得,國家根本不把狩獵當作文化看待。

  狩獵,是為了獲取肉類營養的生活方式,但曾在賽德克族日常飲食中的山羌、山羊等肉類,在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(下稱《野保法》)中屬於保育類,目前法律不允許原住民族為「日常食用」,狩獵保育類生物。

 動物保護人士擔心狩獵造成生態浩劫,獵人卻觀察到保育類生物數量越來越多。曾明光說,過去山羌在深山中才見得到,「現在我的田邊就有山羌出沒。」曾明光指著自己的節瓜田周圍說。


曾明光說,以前只有在深山看得到,但現在連田邊淺山都有山羌出沒,他認為法規應該將山羌從保育類動物中除名。(彭琬芸/攝影)


「下一次保育名錄調整,山羌可能就會被除名。」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裴家騏同意獵人觀察山羌、水鹿越來越多的說法,但也擔心在缺乏監測機制的情況下,一旦政府任意開放狩獵,也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。

裴家騏認為,台灣林管處沒有建立長期的族群數量監測資料,是保育與狩獵爭議的癥結點。

「政府沒有監測物種數量,就是因為不想開放狩獵。」 裴家騏很直接地說。他認為「族群監測」是開放狩獵的基礎,也是原住民族爭取狩獵權的後盾。目前美國、日本等開放狩獵的國家,都有長期監測動物族群變化。 

若能建立長期的監測數據,確認野生動物數量充足,裴家騏覺得法律也該允許原住民族為日常食用、生業進行狩獵活動,而不再只是將狩獵活動限制在文化、祭典中。

「實際上,原住民族狩獵活動中,已隱含監測的觀念。」裴家騏舉例,鄒族獵人會觀察獵場,從草被啃食的狀況推測動物族群量,這就是一種監測方法,研究者應和獵人、部落合作,將這些獵人的傳統方法,透過科學量化,搭配林間自動相機設備,長期下來,就能有效監測族群數量變化。


表:各國狩獵管理比較(資料來源:裴家騏  製表/彭琬芸)
根據裴家騏 2015年調查阿里山鄒族狩獵需求的結果,他建議在台灣各地區以原住民族部落的需求量為狩獵核准數量,試行 2-3 年,同時監測數量變化,再檢討核准數量。


圖:阿里山鄉野生動物相對豐富度


(資料來源:裴家騏  製圖/彭琬芸)裴家騏於2014-2015年調查阿里山鄉鄒族狩獵活動,與各物種的相對豐富度。(單位:Occurrence index/出現指數)阿里山鄉原住民族的獵物中,以目前屬於保育類動物的山羌相對豐富度最高。


國家的保育法規,似乎與總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對立。台灣大學森林系副教授、研究社區保育的盧道傑認為,這是現代化國家與部落間,看待自然資源的邏輯不同所致。

「現代社會看自然,是支持人類文明的『資源』;在原住民族的宇宙觀中,自然與人則緊密連結。」盧道傑說,這種連結也體現在狩獵文化上。原住民族的狩獵活動除了為一家人帶來肉類營養,也涵蓋對山林的認識與保護,以達到和自然共存的目的。

但台灣的保育概念卻來自西方,認定沒有「人」,才是最好的保育。盧道傑說,國家為了保護「大家的」自然資源,就制定保育法規,排除原住民族使用自然資源的權利。

諷刺的是,破壞自然資源最多的,通常就是國家。盧道傑認為,台灣的野生動物減少不應歸咎於原住民族,從日治時期林地收歸國有利用,到國民政府消耗林業資源的森林政策,才是動物減少的元兇。

國家排除住在山中的原住民族後,反而達不到到保育效果。「沒錢、沒人力管理的保護區,反而會發生盜伐盜獵的現象。」盧道傑說,也許有些人認為原住民族的管理方式比較鬆散,但他覺得有能力管理台灣山林的,正是在其中生活的原住民族。
  
「把人和部落間的連結抓回來。」台大森林暨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盧道傑主張,國家應協助部落找回傳統文化中的保育意識,並慢慢將台灣山林交由原住民族來管理。(彭琬芸/攝影)


但盧道傑也認為:「原住民族與自然資源間的關係,被現代化社會、國家切碎了。」國家收編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後,也一併消去舊有的語言、社會規範與禁忌,同時,原住民族的狩獵概念也逐漸轉變。

過去的賽德克Gaya有助於狩獵道德的維持;現在的獵人則不一定能傳承傳統, 部落中確實存在缺乏狩獵道德者。賽德克獵人李世嘉、曾明光與王萬全對狩獵的看法雖有差異,但談起年輕一輩,他們卻是異口同聲地說:「現在年輕人真的沒有Gaya」。

雖然賽德克族Gaya也有規範獵槍使用,但隨著社會現代化,Gaya的約束力也不如以往。「有時部落大白天就聽得到槍聲,獵槍打傷人的案例很多,報紙只是冰山一角!」談到年輕人,王萬全語調加重,皺起眉頭。


「之後若帶兒子上山,我不會教他一定要獵到什麼動物,但我一定會教他怎麼在深山生活。」林學益說,感受老人家在山林中的智慧與靈性,才是狩獵活動的核心。(彭琬芸/攝影)

李世嘉對年輕一輩也感到不滿,他覺得過去上山狩獵安靜而慎重,不像現在年輕人進山狩獵,會拍照打卡,甚至態度輕浮地宣布:「我要去打獵喔!」

林學益舉例,當他背上已有足夠獵獲時,即使看到獵物就在眼前,也絕不獵捕,因為多打就是浪費。他說「獵」與「不獵」,對有Gaya的獵人而言,同等重要,而年輕一輩還有這樣觀念的已屬少見。  

即使獵槍讓狩獵變得方便,林學益還是惦記著父親叮嚀的Gaya,「無論用什麼工具,只能打自己揹得動的獵物。」 但林學益也發現,真正會依循Gaya與山林共存、取之有道的獵人越來越少。比起狩獵工具是否便利,林學益更憂心部落逐漸失去Gaya。

「狩獵行為不會消失,但Gaya會。」林學益無奈地說,獵槍越來越進步,使狩獵門檻降低。未來的年輕人可能不需要長輩的教導,只要會用槍,就能狩獵。但在林學益心中,這怎麼也比不上老一輩在山中,沒有現代工具,卻還是能獲取獵物的智慧。

狩獵活動不減,內涵卻逐漸消逝,盧道傑認為根本的解決之道是「重建族人和部落的連結。」所以,政府應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區、補助回鄉的原住民族青年,相信、培養部落,進而讓原住民族找回文化中的保育意識。


傳統賽德克族獵人會保留獵物顎骨,展示自己擅長狩獵某種動物,部落中若族人對狩獵有問題,就可以請教該名獵人。(彭琬芸/攝影)



傳統賽德克獵人為了獲取食物而狩獵,有的賽德克獵人會保留獵物尾巴,以求好運。圖為飛鼠尾巴製成的鑰匙圈(彭琬芸/攝影)

李世嘉也鼓勵年輕人盡量回到部落工作,為部落的發展盡心力,他相信「復振文化」要從自身做起。

說到這裡,李世嘉兩歲的兒子從遠處朝他的方向跑來。「無論外在環境再方便,我們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文化。」他看著兒子小小的身影說,即使現代獲取肉類已簡單得多,但他仍堅持學習賽德克的傳統生活方式。

未來,李世嘉也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繼承狩獵技能。以後在山中,他在前面領路,兒子在後面跟著,期待有一天能將兒子拉到自己跟前。






在現實與虛幻之間尋求救贖

記者/梁喆棣

社會上有一群人,他們在瘋狂邊緣拼命掙扎,在充斥著妄想與幻聽的世界裡受盡折磨,他們是思覺失調症的患者,疾病對他們造成不可逆的影響,他們失去了從前的熱情,失去了生活與工作的能力,他們想回到社會,卻求助無門。

思覺失調症,原名「精神分裂症」,於2014年更名。思覺失調症是一種慢性且嚴重的精神疾病,這種疾病是腦內神經發展病理加上環境病理因素,促發神經介質或神經賀爾蒙的功能失調。主要的症狀有幻覺、幻聽、妄想等等,稱為正性症狀;伴隨著知覺、思維、情感、行為等多方面的功能性障礙,稱為負性症狀。好發於15到29歲,或家族中有思覺失調症病史的人。

吳金蓮的二哥在大學時罹患思覺失調症,持續困擾著二哥長達46年。吳金蓮回憶當初看見二哥躺在床上,接受電痙攣療法時的樣子,幾乎被折磨得不成人形,吳金蓮的二哥不能自己進食,也無法下床走路,「我們全家當時都慌了,不知道該怎麼辦?」吳金蓮已能靜靜地說起往事。

「看病時,沒有任何一個醫生可以具體解釋二哥生病的原因」吳金蓮說,加上她的媽媽不曉得如何陳述二哥的病況,也缺乏足夠的醫療知識,所以和醫師溝通時常常雞同鴨講,延誤了醫師的診治。吳金蓮表示,許多家屬教育程度不足,對於專業知識無法理解,也有可能因為主觀的感受,影響對病情的描述,於是家屬跟醫師間出現斷層。

二哥曾經幻想自己結婚生子,吳金蓮不會否定或斥責他,對二哥而言,這不是無中生有的想像,而是活生生的現實,他幻想的對象是實際存在的麵攤老闆娘與她的兒子,二哥會編織一套說法,解釋老闆娘是黑道大哥的女人,不能輕易接近;兒子則是因為大哥的扶養而成長。每當逢年過節,二哥會想要包紅包給兒子聊表心意,他會跟吳金蓮討論說要包多少,或者是怎麼給他兒子。吳金蓮認為,面對妄想,用對話與傾聽的方式和他相處,反而更能讓二哥更加接近現實。

「我曾以為生病的時候他是病人,穩定的時候才是我哥哥,錯,他隨時隨地都是我親愛的二哥。」吳金蓮說。有一次二哥的同事贈送他國外帶回來的蜜棗,二哥自己捨不得吃,特地留下來孝敬媽媽,媽媽哭著跟吳金蓮說:「雖然他生病了,但他一直都是我孝順的兒子。」吳金蓮記得媽媽說,不是兒子功成名就才會開心,只要偶爾撒撒嬌,就是她最大的快樂了。

吳金蓮總是以無所畏懼的態度迎向挑戰,她說:「精神疾病的污名來自於自己,如果自己不去承接,何來污名?」社會上有太多不友善的眼光注視著精神病患,但是吳金蓮不閃不避,她勇敢的表現讓她獲得更多的幫助與尊敬。

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吳金蓮一樣樂觀,精神疾病的康復遙遙無期,還沒盼到治癒的那天,原來的家庭已經面目全非。

林宗本的大兒子在高中時罹患思覺失調症,剛開始因為有強烈的攻擊傾向,在台北各大醫院進進出出,每一家都住不久。那時候只要有人提到哪個醫院的醫生很有耐心,林宗本就會帶著兒子門診、急診、住院治療不斷輪迴,幾乎沒有什麼改變。直到送至花蓮玉里的精神療養院,長期照顧下病況才逐漸好轉,以前一個月可能發病數次,現在大概兩三個月發作一次。

當家裡有一個精神病患,凡事都要謹小慎微,深怕一個不注意,就可能釀成不可挽回的傷痛。林宗本的兒子發病時,曾毆打媽媽至顴骨凹陷,造成永久性的傷害,「在兒子症狀發生時,媽媽還是很害怕,只能躲在牆角,甚至求饒。」林宗本的太太對兒子依然畏懼,臉上的傷痕或許會隨著時間結痂淡去,心理的陰影卻一直揮之不去。

整個家庭像是汪洋中的一條小船,隨著大兒子的病況載浮載沉,不知何時才會靠岸。他說家屬心中一定會有不甘心的情緒,付出這麼的多,為什麼都沒有改變?
反而傷害了原本的家庭,小兒子曾經表態,未來不會接手照顧哥哥。林宗本遺憾地說:「這是我家最大的問題。」面對家庭內部的拉扯,林宗本曾有想不開的念頭,「乾脆帶著全家一起上路好了」他說,幸好最後有太太的勸慰與支持,才挺過這個難關。

林宗本今年已經66歲了,他親切的笑容不曾隨著歲月減損半分,對於未來,他也是微微一笑,說:「就像我太太說的一樣吧,我會做到我能做的為止,維持自己的健康,再多照顧他一段日子。」

不是每一個家屬都可以樂觀面對,都可以不間斷地給予和付出,當無法獲得相對的回應,家屬也會灰心喪志。生活很苦,卻必須面對。

自從女兒在10多年前罹患思覺失調症以後,邱紹恭開始積極投入病患家屬團體,「為了瞭解孩子的病情,只要是相關的團體我都去參加」。很多家屬缺乏足夠的知識和資訊,又不懂得求助,所以很依賴家屬團體,有時候是分享照顧經驗,有時候是互相加油打氣,家屬也是人,也需要關心、需要休息。

女兒生病以後,服藥狀況不是很穩定,從前的她多才多藝,現在卻是每況愈下,導致她對生活失去信心。「為了讓她服藥控制病情,我曾經摻藥在她的飲料裡」邱紹恭掙扎地說,他必須一間扛下父親與照顧者的角色,同時在這之中學習找到一個平衡點,女兒需要的不僅是父愛,還有更多正確的醫療照護。

「親情有時候真的會被打敗」邱紹恭臉上泛起無力的笑容,或許是因為女兒太過熟悉父親,所以會撒嬌耍賴,或是發脾氣,甚至大打出手,讓邱紹恭束手無策。這時候家屬團體會採取「異子而教」,邱紹恭就曾經帶著女兒去和其他病患家屬聊天互動,建立關係,當女兒不願搭理邱紹恭時,其他的媽媽會來幫忙勸解,或是帶女兒出去散散心、吃頓飯,這些方式緩解了父女間緊張的關係,也給予邱紹恭喘息的空間。

邱紹恭曾經有一個想法,是不是可以蒐集資深病患家屬的照顧經驗,匯集成冊,以幫助新手病患家屬,家屬們不能完全依賴情感支持,必須要有具體可行的方式,才能正視、面對、解決問題。

即使是一般人的小孩,父母都會為他擔心一輩子,更何況是思覺失調症的孩子?

陳素珍的兒子在高中時發病,初期兒子幾乎沒辦法出門,常常在廁所裡待上一兩個鐘頭,家裡都不知道兒子到底怎麼了。陳素珍帶著兒子心急如焚地四處求診,看過了中醫,看過了神經內科,最後才來到台大醫院的精神科,一問之下,才知道是思覺失調症。

「我以為就像感冒一樣,生病開藥吃吃就好了,醫生沒有跟我們講,我也不懂要去問醫師」陳素珍無奈地說,雖然兒子只是輕微的思覺失調症患者,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帶來諸多不便。為了完成大學學業,住在台北的陳素珍南下陪同兒子上下學,上課的時候,兒子因為藥物的副作用昏昏欲睡,陳素珍也聽不懂授課內容,只能夠勉強抄下一些上課重點,後來轉向學校尋求幫助。

兒子一直都很依賴陳素珍,需要她的陪同、她的鼓勵,一切都像陽光、空氣、水之於植物那樣理所應當。有一次老師請陳素珍揹著她兒子爬一段階梯,結果一揹當然就摔倒了,老師就問兒子:「你覺得媽媽能一直揹著你嗎?」,兒子才逐漸理解,父母沒有辦法照顧自己一輩子,必須學著照顧自己。

我們的社會充滿了無止盡的要求,光只是好不夠,還要更好,卻不曾思考隨之而來的壓力,更不用說伴隨著壓力產生的精神疾病。

根據精神健康基金會的調查顯示,在台灣每千人約有6個人患有思覺失調症,卻有過半數的國人還不知道這是什麼病,甚至避之唯恐不及。受盡社會大眾的無數冷眼的患者們,紛紛竄逃,他們時而躲在自己築起的堡壘,時而沒入黑暗之中。

台大精神科教授胡海國表示,思覺失調症的早期是非常重要的治療黃金期,在發病初期,病患學習應對壓力變化與認知自我病況,配合醫師適當用藥,就可以緩解思覺失調症帶來的不便,同時也能建立病患的病識感。

「最理想的狀況是在前趨期的時候,就可以標認出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」胡海國語重心長地說,前趨期指的是在發病之前的那段時間,即使醫師無法準確評估前來求診的民眾是否罹患思覺失調症,也應給予相對應的建議,幫助民眾瞭解自身壓力來源、觀察身體狀況、學習放鬆等等。

胡海國強調臺灣的精神醫療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,不只是前趨期的觀察做的還不夠,發病的前五年也應該建立一個特別的治療計畫,這些患者的狀況不能和二三十年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相比,他們需要的是建立病識感,如果控制得當,他們依然可以維持原先的生活形態。

胡海國提到:「由於整個社會缺少精神醫療的知識,導致一般大眾對思覺失調的認識不足,以及醫療體系缺乏早期治療的觀念」。一般民眾或許難以瞭解艱深的醫學專有名詞,他以「腦力」的概念說明腦功能的作用,即是指大腦處理日常生活中應對進退的能力。思覺失調症的惡化是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,如果清楚認知自己的腦力,就可以適度調整生活方式,平衡來自外界的壓力與要求。

「在整個醫療過程中,家屬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,他們也很容易感受到挫折」胡海國說,病人會因為疾病產生妄想幻聽,家屬卻不一定能夠理解;或者直覺式地給予幫助,這些都是不恰當的。例如有些病人注意力不佳,或是工作記憶退化,無法在短時間內記住大量資訊,僅有口頭指示,患者會不知所措,家屬必須手把手地教導患者,建立新的神經通路,讓患者適應新的行為模式。

門診結束以後,天天陪伴在病患身邊的是家屬,所以必須給予家屬足夠的疾病知識,病患不是懶惰,他只是忘記了,不曉得該怎麼辦,要避開價值判斷,病人才能得到應有的尊重,這才是幫助病人走出來的最好方法。

精神疾病在慢性疾病中,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類別,病人需要更多的關心和照顧,除了家屬,最貼近他們的就是社工。「社工是醫療體系與家屬之間溝通的橋樑」目前在亞東醫院任職社工師的黃瓊慧說,當病人進入醫院治療後,就是由整個醫療團隊來幫助他,包括醫師、護理人員、心理師、職能治療師與社工人員。


職稱         職務內容
精神科醫師 負責臨床醫療診斷疾病和出入院醫療處理。
護理人員 執行護理照顧、協助環境治療、安排生活作息、注意安全與保護並執行醫囑。
心理治療師 負責心理測驗、心理治療、輔導諮詢及行為治療。
職能治療師 負責各種職能治療、活動治療、團體治療、復健治療和娛樂治療。
社工人員 負責家庭訪問、聯繫、提供社會資源、病人復健安置、執行家庭教育及家庭治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療。

製表/梁喆棣 資料來源:《精神科護理概論》



醫療這件事本身,不只是醫院,家屬也必須參與。當醫師將患者轉介給社工時,社工會先跟家屬進行第一次會談,瞭解平日患者如何與家屬互動、工作情形、服藥狀況等等。「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」黃瓊慧說,家屬、患者兩方的說法有時互相衝突,一個疾病的產生,有身心理跟社會的因素,社工必須盡可能深入瞭解家庭狀況,才能給予最適當的幫助。

隨著病程變化,整個醫療團隊也會提供不同屬性的病房,以亞東醫院來說,日間病房共有60床,急性病房共有28床,大部份都是滿床的狀態。像是日間病房,在這個階段會認為病人有復原的潛力,便開始幫助他學習生活自理;同時也要教育家屬正確的醫療觀念,「就像陪蝸牛散步一樣,慢慢陪著他復健」同是社工師的李錦鳳說,在生病的時候,不是只有病人要做調整,而是要讓整個家庭願意去支持病人,如果有家屬的支援,病人獲得的不只是藥物上的治療,還有心理上的認同與尊重。

社工不僅幫助家屬瞭解疾病,同時也會給予他們情感上的支持與鼓勵。對於一些家屬來說,看到自己照顧的患者病情反覆,一直在醫院進進出出,他們很容易感到無力與自責。但就算是一般人,即使三餐正常、規律運動,也還是會感冒生病,「我們想告訴家屬的是,不要將所有的責任一肩扛下」黃瓊慧說,家屬也是需要喘息的,讓其他人來幫忙吧,嘆了一口氣,她說:「在漫長的照顧生活中,我們陪伴的其實只有那一點點時間」。

在松德醫院急性病房工作的社工黃淑萍,穿過兩道門,進入病房察看精神病患的情形,房間裡一共有四張床,沒有多餘的擺設,白色的牆壁,白色的燈光,空蕩蕩的。依照《精神衛生法》規定,急性病房一定要有兩道門,不可隨意打開,不能有窗戶捲簾,為的是防止患者跳樓或繞頸自殺。「他們在這裡,沒有太多隱私空間」黃淑萍說。

急性病房附設保護室,一般情況下急性病房用藥很快,馬上就有明顯效果。當病人的症狀嚴重到藥物無法控制時,護理人員就會將患者隔離至保護室,如果有攻擊傾向,防護班就會出動,將患者四肢拘束在床鋪上,每隔一段時間,護理師會進去拍打患者四肢,避免血液不流通。

當病情變化太過迅速,就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照顧。曾有患者將床頭的鐵桿敲下,試圖割腕自殺,這時就會轉入加護病房密切觀察,直到症狀緩解為止。比起急性病房的醫師一次負責20個人,加護病房為了更直接幫助患者,一位醫師僅負責4、5名患者,讓醫師專心照料。

黃淑萍說,進入急性病房的病人可以分為三種,第一種是強制住院,有自傷傷人之虞的病患;第二種是經過護理師鑑定的社區嚴重病患;第三種是頻繁進出醫院的老病患。院方每天開放兩個訪客時段,分別是早上8點到下午3點和晚上6點到8點,家屬可以一直待在病房內,但進去前必須將隨身物品寄放在護理站,包括身上有繩子的外套。

面對家屬的自責與罪惡感時,黃淑萍無奈地說:「我也很無力,因為我並不能完全同理家屬的心情」。有些家屬到後來是說不出口的落寞和無助,他們已經照顧得太久了,累得心力交瘁,社工們只能盡量舒緩家屬的焦慮,讓家屬們感受到有人在傾聽他們、支持他們,或者協助他們將病患轉介到長期的照顧機構,獲得短暫的喘息時間。

山腳下的康復之家傳來熱鬧的人聲,繞過蜿蜒的山路,繞過一座座墳頭,來到位於華富山上僻靜的八里療養院,在這裡,精神疾病患者們可以安心地聊天放空,不再擔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。

在這邊工作的莊雅玲社工說:「我們希望病人可以把我們這裡當成一個家」。八里療養院具備完善的精神醫療資源,包括急性病房、急診觀察床、慢性病房、日間留院、護理之家等等,服務包括門診看病、嚴重狀況安置、慢性疾病長期照護、職業訓練,「如果可以,我們要幫助病人回到家庭、回到社區、回到社會」莊雅玲說。

山上和山腳下各有一個康復之家,皆附設宿舍,家屬一般會希望剛從慢性病房出來的患者住在山上,發生狀況時可以就近治療,好轉之後轉往山下。管理員說,病友們在這裡學習關於日常生活的一切。白天時,他們會主動吃藥讓管理員檢查,再開始一天的活動,像是在醫院裡進行職能治療或是下山工作;晚上回來一樣準時服藥,然後就寢。可是最近媒體時常報導精神疾病的相關新聞,看到新聞的病友們彼此間有一種默契,都假裝沒看見,噤聲不語,「他們無法將心裡的害怕說出口,怕沒有人願意接納他們」。

因為有社政單位的支援和補助,八里療養院的病患來自四面八方,原本以八里、土城、中和、蘆洲等新北市地區為主,後來擴及臺北市,甚至是桃園、基隆。也曾經遇過送來就跑掉的家屬,莊雅玲說,我們會透過病歷資料,沿線尋找聯絡家屬。或許是因為照顧不易,但又希望病患能夠得到妥善照顧,才會這麼做吧。社工能做的也很有限,因為不見得每個病人都可以回歸家庭,有些可能父母過世、手足成家,所以社工們開始幫助患者建立獨立生活的能力。

「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想像是把他們隔離?」身為前立委的楊玉欣沈重地說出內心的疑問。

以現行的《精神衛生法》為例,楊玉欣指出在96年修法提高強制住院門檻以後,國內強制住院的案件數從3千多件大幅下降至6、7百件。原本的規劃是配合修法後新增的「強制社區治療」,協助病患建立自我照顧生活的能力,但實際上執行成效不如預期,每年僅數十件而已。

當病人不在醫院了,照顧的責任就落在社福機構或家屬身上,但擁有專業精神醫療資源的社福機構不足,最後病人還是得回歸家庭。但家屬缺乏精神病患的照顧技巧與背景知識,常與病人發生摩擦;同時還得面對社會上對精神疾病的污名。雙重壓力夾攻之下,身心俱疲的家屬甚至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精神疾病患者。

「我們最需要的是前端的心理衛生教育,以及後端的社區治療與專業人員的建置」,楊玉欣認為前端的衛教可以幫助病患與家屬建立正確的疾病觀念,也知道如何向外求援;而後端的社區治療則是幫助病人回歸原本的生活。以病人為中心,規劃完整的復健治療,讓病人離開醫療體系之後也能得到後續的照顧,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專業人員的匱乏。

說到底,無論是社區治療資源不足或是專業人員的缺乏,都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預算。「《精神衛生法》已經寫得很具體,但是沒有執行,因為沒有錢,為什麼沒有錢?因為沒有人關心」楊玉欣有些氣餒地說,沒有人關心就是大家對心理健康不夠重視。政府部分在規劃預算時也會出現排擠效應,如果多投入一點在交通、經濟上,就有可能排擠醫療、教育,這就是為什麼精神醫療遲遲無法獲得更多預算的原因。

單位(床)
製圖/梁喆棣 資料來源:衛生福利部統計處-精神醫療現況表。103年底


       單位(床) 單位(人)
製圖/梁喆棣 資料來源:衛福部統計處-103年7月重大傷病醫療利用狀況


原本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依照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、51條》,申請個人照顧或家庭照顧,但該法一年編列的預算僅2.7億,卻服務高達110萬的身心障礙者,同時,也缺少照顧精神障礙的專業居服員,因為根本不曾培訓過。楊玉欣現在的想法是,希望目前正在推動的長照保險法可以適用精神疾病患者,並培養專業人員,提供精神醫療服務,「這是現在最有可能提升精神醫療品質的方法了」楊玉欣嚴肅地說。

精神疾病不是無藥可救,社會大眾應當學著適應與面對,不是區分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,他們也是人,渴求被接納、被關懷、被承認,他們就是我們,我們與這個社會共生共存。





2016年6月17日 星期五

為身障運動戰鬥 奧運國手呂嘉儀


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|104學年度 影像報導二
記者 陳巧婷、黃硯琳、廖羿雯/台北報導

大體修復師 郭璋成





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|104學年度 影像報導二
記者 成小靜、穆圳楠、費方舟/台北報導

2016年6月6日 星期一

吳士駿演講:社會科學是跨領域研究的領導者




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吳士駿表示,電腦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合作非常重要。(林承勳/攝影)


/王子欣、林承勳
 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)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吳士駿S. Felix Wu),三月28日受邀來臺大新聞所,分享他十餘年跨領域的研究經驗。吳士駿認為,電腦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跨領域研究時,需要社會科學研究者扮演領導者的角色,電腦則是很好的工具。他並希望未來能與臺灣大學有更多的合作機會。

   由於臺大社會科學院非常關注跨領域研究,吳士駿的來訪也促成臺大一次跨科系的多元討論,演講中有來自不同科系的學者到場,討論非常熱烈。參加者包括臺大教務長郭鴻基(大氣系)、社科院院長蘇國賢(社會系)、社會系教授林鶴玲;經濟系教授林明仁、副教授江淳芳、助理教授李宗穎;新聞所教授林麗雲、林照真;另外還有資工系副教授鄭卜壬;生傳系副教授邱玉蟬;以及新聞所數名研究生,都在場提出問題相互討論。

    吳士駿認為,在網路時代只要數秒就可以傳達資訊,許多不正確的資訊反而會掩蓋真相,目前許多學者都在思考這現象對社會的衝擊。他舉Google為例,即使Google是現代人的資訊來源與橋梁,卻未必能提供我們想知道的資訊。

  吳士駿說,What you like to read ?」和「What you should read ?」是其中的差別。吳士駿點出Google提供給我們的資訊都是依照排序(ranking),以最多人分享和按讚的資訊優先,搜尋引擎認為大多數人搜尋的資訊就是每個人應該知道的。吳士駿提到,現今的網路社群媒體缺乏資訊多樣性,用戶必須要靠自己吸收、判斷正確性。這是不好的現象,社群媒體應給足夠的資訊對比,使人們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。

    演講中吳士駿以傳播行為為例,試圖從資訊工學的研究方法,找出社群媒體中的人際網絡。他以社群網站為例時指出,每當有爭議性的問題被討論時,用戶容易受到網路上他人的想法或偏見影響,而產生從眾效應,偏向多數人的意見。若是發表的言論傾向(用字、情緒)跟多數人的立場相同,話題就有很大的機會被繼續討論。

    吳士駿說,經由資訊工程的方法分析社群網站的留言,從眾現象在政治性話題最為明顯。研究顯示,熱絡的討論串中的各則留言在政治立場是高度相似,新聞話題則是介於中間,Google搜尋引擎則是完全沒有相關。

    提到在社群媒體發達的今日,社會科學與資訊科學應致力結合,並重新設計社群媒體使其能夠多元、多樣化。演講結束後吳士駿與現場新聞學、經濟學、資訊工程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交流,討論跨領域整合研究的困難與可能性。

    吳士駿接著表示,未來電腦科學會處理更多與人類、社交有關係的問題,但一般資訊領域的學生較缺乏社會科學的訓練,因此需要跨領域人才的合作。他認為最好的合作方式是由社會科學扮演領導者leadsr的角色,電腦科學可以扮演工具(tool)的角色。

   演講最後,吳士駿提到,即使透過電腦科學可以用大數據來進行研究,質性的研究方法還是無可取代。究竟科學會將社會帶往哪裡,一切都還是未知。


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吳士駿表示,希望未來能與臺大進行更多的的合作。(林承勳/攝影)

2016年5月30日 星期一

加拿大UBC新聞所所長Alfred Hermida:新聞教育可借用社群媒體

記者/王子欣、黃楸晴、黃硯琳

加拿大卑詩省大學(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)新聞所所長Alfred Hermida,在臺大新聞所演講時指出,為了因應現今資訊爆炸的年代,新聞教育必須改變,但不代表新聞教育必須完全改變。Hermida認為,現在的新聞工作還是需要傳統的採訪等技術,但當今的新聞教育還應引領學生學習新媒體科技,並且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與發問問題的能力。

臺大新聞所於三月14日,邀請加拿大卑詩省大學新聞所所長Alfred Hermida蒞所演講。Hermida曾在BBC任職長達16年,BBC線上新聞的創設人員之一。當日他以「新聞教育如何轉型」為題,分享加拿大卑詩省大學新聞所的創新課程內容,並提出新聞從業者面對不斷變遷的新媒體世代的調適建議。

Hermida認為,為了因應現今資訊爆炸的年代,新聞教育必須改變。學生應對所有的新媒體保持敏感度,學習並掌握讀者的需求。他舉一個研究為例,該研究預測在2007年時,一名讀者一天要閱讀174個報紙,才能把一整天所有的資訊讀完。他說,不難想像在不久的2017年會有更多的數字。但現在大家都是靠著手機,隨時掌握訊息。

現於UBC新聞所授課的Hermida,研究專長為社群媒體,授課內容主要為整合性新聞;他說明自己主要透過強化新聞與新興科技的整合,使學生們具備因應媒體環境變動的能力。
2013年加拿大選舉期間,當時新聞所學生只受過3個月的課程訓練,然而Hermida和其他教授們,卻決定讓學生們自行產製與選舉有關的新聞網站。其中,有學生的作品為「你想和哪位候選人約會?」網站,結合交友apptinder」的特色及候選人新聞,成功吸引讀者的注意,用另一種方式處理選舉新聞。

另外,Hermida也試圖改變以往的上課方式內容。他規定學生透過twitter,並且只能用一句話傳達想報導的主題;此外,他也讓學生嘗試使用instagram,拍攝僅15秒的新聞影片,並輔以文字描述。透過以上的實作課程,學生們得以運用新聞寫作、拍攝技巧,結合新興社群媒體等新科技,達到「整合性新聞」課程的核心理念。

Hermida列舉出現代三種影響新聞從業者的特性,包括資訊分散(unbundling)、資訊破碎(Fragmentation) ,與資訊整治(Re-mediation)。他表示以前他在BBC擔任編輯時,是把各種不同的資訊,例如政治、經濟與運動等整合出一份報紙給讀者;但現在人們獲取資訊的來源不再是新聞網站,而是FacebookTwitter等社群媒體。人們透過網路及不同社群軟體,只閱讀自己有興趣或朋友分享的資訊。

   Hermida也舉例分享自己研究使用者心理的心得。他分析在社群媒體上,人們「分享」背後的動機是:檢查自己在人際社群中的影響力,並在朋友圈中取得認同。在場師生不少人聽聞後,頻頻點頭。

   Hermida也提醒,未來的新聞已不存在客觀真實。最重要的是:「在社群媒體中,你是誰?」新聞工作者必須選擇一個位置,做自己信仰的事。

Hermida提到,現在的資訊隨處都是,「每一個人都可以製造資訊,每一個人都是新聞編輯。」最重要的是新聞從業者要了解讀者分享的管道、閱讀資訊的地點、感興趣的資訊以及民眾分享資訊的心理。

Hermida表示,數位時代的來臨後,並不代表新聞教育要完全改變;現在的新聞工作還是需要傳統的採訪等技術,但更要培養學生有關問題的解決能力與發問能力,並且學習新媒體科技,以符合讀者所需。Hermida認為,學生必須透過不斷地質疑,對於新聞抱持更多的想像與觀察,同時加強和讀者的網絡互動,並且勇於嘗試創新,才能因應媒體環境的變動。


   問答時間中,老師及同學紛紛提問。當被問起新聞工作者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中,應該扮演的角色時,喜歡音樂的Hermida說,他認為媒體應該將自己定位成「DJ」的角色。在資訊爆炸的現在,讀者傾向閱讀個人客製化的新聞,媒體應該針對閱聽眾不同的閱讀興趣,從大量新聞中選擇並推薦給讀者,甚至可以不吝於推薦別家的新聞。如此類似選物店的概念,讀者未來將傾向信任品牌的推薦品味。


加拿大UBC新聞所所長Hermida表示,手機已成為很重要的媒體載具。 (攝影/黃硯琳)

問答時間現場提問相當熱絡,HermidaDJ譬喻未來媒體的定位。 (攝影/黃硯琳)